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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,始终没有任何消息。玉没有再问我昭的情况,我也没勇气再撒谎。随着月份的增加,玉的妊娠反应有所缓解,我不在的时候,她可以自己去红十字分部询问。她一定已经问过了。我们都相信,只要昭能够,他一定会想办法给我们报个平安,通过大使馆,或是红十字会,或是别的什么途径。然而没有,半年过去了,好的,坏的,不论什么,一丁点的消息都没有。每次来去柏林,在等火车的时候,我都会绕到货运月台,因为这身军服,从没被阻拦过,远远望着2号、3号月台,那里有时挤满了人,胸前别着黄色的大卫星,手里拿着通知单,满脸迷茫、恐惧,也有希望。然而那抹阳光……有时整个月台则空空荡荡。再也没有马了。马厩已经彻底清理,草料被清空,马鞍、索具都擦拭干净,收了起来,墙上、屋里、训练场,到处空空荡荡,没有嘶鸣,没有身影,连空气中马粪和草料的香味都没有了。书房窗前的长沙发上没有了昭常盖的绒毯,昭身体压出的印迹,留下的体温。我在钢琴上弹起的前奏,却等不到提琴如歌悠扬的乐声;我架起阿玛蒂小提琴,听不见前奏的引导,便难以拉出第一个音符。庄园萧瑟,秋意逾浓,没有纵马驰骋的身影,没有年轻爽朗的笑声,没有明媚灿烂的彩虹,没有温暖坚强的胸膛……我总是在寻找,在等待,然而怎么也等不来,找不到……希望……失望……绝望……没有,哪儿都没有,连梦里都没有。我每晚都做梦,越来越频繁,越来越清晰,一个个熟悉的,陌生的,死去的,活着的,亲人,朋友,仇敌,一个个身影出现在梦里,却惟独没有昭,我的爱人,我情之所寄,我心之所想,却连在梦里都不能见上一面。那个梦,那个我做过两次,上帝召唤我救他的梦,我希望它能再现,又怕它再现。那个梦再没有出现,是上帝认为我再无能力,还是昭不再需要?我再无能力救他,昭也不再需要。但是我需要!我开始每天凌晨打开宿舍的窗户,迎接破晓的朝阳,寻找cao场上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下雪了,1940年冬天的第一场雪,跟去年一样,雨中夹杂着雪籽。我打开窗,看不见,我冲出实验室,跑到能看清整个cao场的栅栏旁。天色暗了,完全黑透,雨丝成了雪花,快了,我欣慰地微笑,吸进冰冷的空气,灼烧的胸膛感到一丝清凉。雪越下越大,羽毛样的漫天飞舞,我看不清,生怕错过那个苦苦思念的身影。我穿过栅栏,走近些,还是看不清,再走近些。我站在cao场的中央,裹在铺天盖地的风雪中……在我被冻僵之前,瓦尔特把我拽回了宿舍。我依旧每天等待,处处寻找。我想他,想见到他,想得要命,实在太想了,想得我发疯,想得我心痛,想得我窒息。在濒死之际,我曾经见过父亲,那么如果昭真的已经不在了,真的上了天堂,那么再一次濒临死亡,我是否可以有机会见到他?哪怕只是可能,我也愿意,如果真的就此死去,那岂不是更好。因为这种绝望的等待实在是太痛苦了。这次回家,书房长沙发前的地毯上摊着一堆画纸,是谁看了没收起来?这些应该是玉画的,风景油画,恺撒庄园、基姆湖、教堂、葡萄园、溪流、大屋、喷泉、菜地、马厩……我随意翻看。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玉的画,没想到他画得这么好。艺术根本上是人类情感的表现,而绘画则是最直接的一种。这些画,这些景象,再熟悉不过了,然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竟有如此之美,美得叫人心痛,叫人落泪。还有……还有……银剑!赤兔!昭!我!我坐到沙发上,一张一张看得仔细,看得贪婪,特别是昭,那光,那影,那笑容,那眼神,那闪亮的瞳孔,那绚烂的彩虹……我终于见到你了,虽然只是在画中。我不知道昭是不是有预感,还是这本就是上帝的旨意,要不是为了照顾玉和那未出世的孩子,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而在这痛苦艰难的日子里,玉的画成了我最大的慰藉。我明白了玉不跟我回庄园的原因,她不是怕这里触景生情,徒增悲伤,她是给我自己恢复、治愈的时间和空间。谢谢你,我的女神,你总是这样善解人意,总是这样坚强宽容,你放心,我不会辜负昭,也不会辜负你,为了他,为了你们的孩子,我会好好地活下去。我抽空去找了几次安德斯?舒尔茨,给他送去珍藏多年的名酒、金表。这些都不是他开口要的,是我主动送给他的,为了请他帮助寻找娜塔莉的下落。娜塔莉在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,在柏林以北80公里的菲尔斯滕堡(Furstenberg)附近。(注: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建于1939年。集中营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座3层高的办公楼,入口处的大门上有“劳动使人自由”的字样。也就是,从这个招牌下,曾经走进了13.3万名妇女、儿童和青年。他们被强迫从事修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,还有部分妇女被用来进行医学试验。在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这里之前,约有近5万人被迫害致死。)我又通过他打点,送去一副镶有两颗一克拉钻石的袖扣,把娜塔莉安排在食堂工作,这样她能吃得好一点,冬天也可以少受些冻。我把这消息告诉克里斯汀,让他放心,也告诉月落酒吧的老板。月落酒吧的老板是克里斯汀的朋友,是他帮助克里斯汀把娜塔莉的父母藏了起来。为谨慎起见,老板没有带我去见娜塔莉的父母,我也没有讯问,但娜塔莉的消息让他们很开心,对我感激不尽。“暂时只能这样了。我会尽量想办法的,你让老人家放心。或许他们应该考虑先离开德国。”让父母抛下自己的女儿离开,是个不近人情的建议,然而现实就是如此,我已经不再抱幻想了。“是的,是的。他们很坚强,虽然不忍心,但是娜塔莉还有个弟弟。可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可靠安全的把他们送走的路线。”“是这样。”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源。真正帮助他们,就是把他们安全地送走,可我该找谁呢?我想起凯瑟琳院长,在这次去岛上之前,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她了,并不了解她对现在时局的态度,可那次为昭主持婚礼时,她说的话:“有时我感到我的力量很有限,因为上帝在这一段艰难岁月中似乎离开了我们的生活,不过上帝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心中,如今我看到他就在你们身上显现。”是的,我记得这段话,她是在婚礼开始之初说的,当时我还相对清醒,况且绝大多数的教会都不支持纳粹。也许我该请她帮忙?或者先试探一下?要不要征求母亲的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