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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事情的原委还得从此前说起。当真宗终于采纳亲征的意见不久，寇准乘势奏请将王钦若调离中书，派往河北驻守天雄军（今河北大名县）。在大名城里，远离天子的王参政满怀怨气，也无可奈何，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寇准呼风唤雨、大显身手，并最终迫使辽朝议和退兵。

    澶渊之盟签署后，王钦若返回京师，不久即被免去参知政事的要职，仅挂名刑部侍郎和资政殿学士的空头官衔。当然，朝廷还是给他安排了适合的工作，就是负责整理典籍图书。于是，他有一年多时间花在主持编修大型类书《册府元龟》上。寇准因素来反感王钦若，还有意将资政殿学士排序在翰林学士之下，王学士便向天子诉说不公，结果真宗特降旨升迁其为资政殿大学士，以提高位序。

    自命不凡的王大学士，工于心计，善于取悦君主，哪里甘心遭到压制。他思前想后，摸透了当朝君主的脾性，遂决定利用天子珍惜名誉的心态，展开一场巧妙的反攻。

    自从回銮以后，天子一直视寇准为大功臣，既敬佩又信任，给予了很大的礼遇。景德三年（1006）初，一次百官朝会结束时，寇相公先离开大殿，真宗目送着功臣的身影，直到消失在视野中。这时，心怀叵测、蓄谋已久的王钦若乘机对天子说：陛下如此敬畏寇准，是否因为他有功于社稷？真宗给予了肯定的回答。王某进一步说：为臣我没想到陛下说出此言。澶渊之役，陛下竟不以为耻，反以为寇准有功于社稷。听他发出如此话语，天子感到愕然，便要他把话说清楚。看到天子满脸狐疑，王钦若便将早已深思熟虑过的话说了出来：城下之盟，虽春秋时的小国犹以为耻，如今以我万乘大国之尊而签订澶渊之盟，其实不过是做了一件城下之盟的事，何其耻辱啊！他才说罢，但见真宗皇帝顿时不悦，无话可说。眼见收到预期效果，王钦若又不失时机地接着说：陛下听说过赌博的事吗？赌徒即将输尽钱时，便豁出老本一搏，即所谓孤注，陛下正是当日澶渊之役时寇准的孤注，这也太危险了！听罢此言，真宗马上想到当初讨论亲征时寇准曾说过只有以热血相泼的话，又回想到寇准硬逼自己渡河赴澶州北城的情景。随着王某的诱导，联想到当时寇准强硬的态度以及口气，许多淡忘的委屈不快都被唤醒。看来，正像眼前这位臣下所说，寇准竟然将天子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赌注，这哪里还有什么爱君之心可言？由此，真宗开始对寇准产生了怨气，疏远了与他的关系。

    与王钦若谈话之后，又在事过境迁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澶渊之盟，天子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刺伤，进而想到当日抗战派臣子逼迫自己冒险亲征的举止，又顿生怨恨。于是，真宗改变了对寇准的看法，而一旦抱有了成见，率直的性格和为政作风也引起了真宗的不快。

    据记载，寇准主政期间，打破论资排辈的用人旧规矩，大胆用人，一旦发现有为的官员，就超等拔擢任用，御史出现空缺，又以直言敢谏者填补。有一次，中书安排官员任命事宜，同僚屡次指使吏人持有关人事升迁的资历簿给寇准看，他则对诸位说：宰相的职责便是进贤能抑庸才，如若全按资历办事，只需一个吏人就足矣。至于在其他事项上，他也多自作主张，从而引起了同列的不满。

    还得承认，寇准在用人上既有打破陈规陋习的勇气，同时也不免夹杂一些偏见。像他固执地认为江南人轻巧，不如北方人厚道，因此在科举考试中故意压制南方举子。一次殿试结束，论成绩头名应归来自南方的萧贯，寇准却对天子说：南方属下国，不宜取状元以冠多士。结果将北方考生蔡齐拔为状元，不仅如此，他从贡院出来后，竟得意地对同僚炫耀道：今天又为中原夺得一个状元！他的这种做法，实在是对考试基本规则的干扰，给人以意气用事甚至孩子气的感觉。凡此种种，自然招致不少官员的积怨，树敌过多，引得朝野风言风语。

    类似的事情自然不断反映到天子耳里，再附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议论，寇准遂成为独断专权的典型。

    景德三年初春，天子终于厌烦了昔日信赖过的宰臣，解除了寇准的宰相职务，令他到陕州（今河南三门峡西）做地方官。从罢免寇准的制词内容看，皇帝还算客气，如蔚有壮图，出逢昌运，器干标于国栋，符采冠于时髦，缉熙帝载，眷言机务，不欲重烦，解黄閤之剧权等语句，一方面赞颂这位前宰相的功德风采；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不便再继续辛劳他的意思。这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官话，说到底就是请寇准下台。

    这一年，寇准44岁多，主政不过一年半时光。

    再起再落

    寇准离朝之后，真宗钦定性情温和、待人谦逊的王旦接替相职，与此同时，则提拔王钦若为知枢密院事，也就是最高军政机关的长官。可以说，天子受够了直臣硬汉那一套，转而选择一批善于体察上意的臣子，以辅佐自己理政。好在此时国家不再面临危难，也就用不着寇准了。

    本朝政坛的习惯，倒是大臣能上能下，从宰辅之位上降为州郡地方官，以后再重返庙堂的情况，并不少见。如昔日元老重臣赵普、状元宰相吕蒙正等人都无不如此，即使是寇准、王钦若两个对头，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