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浪小说吧 - 玄幻小说 - 宋案重审在线阅读 - 第4页

第4页

    第二类是宋案探究中较值得注意的一类文字,然而其数量非常之少。迄今,偏重分析案发原因及案情的专题学术论文,不过寥寥十数篇,如王涵《试论宋教仁之死》(《文汇报》1980年12月16日,第2版)、何泽福《宋教仁与袁世凯》(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1980年第3期)、饶怀民《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风潮》(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87年第3期)、廖大伟《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;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》(《史林》2005年第1期)及《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》(收入苏智良等主编《袁世凯与北洋军阀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6)、张永《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》(《史学月刊》2006年第9期)、何廷明等《宋案元凶探渊》(《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》2008年第1期)、朱怀远《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》(《民国档案》2010年第3期)、侯宜杰《暗杀宋教仁的主谋尚难定论》(《史林》2013年第1期)等。还有一些文字论及刺宋案发生后的相关问题。[1]与第一类书籍偏重记述刺宋案不同,上列学术论文偏重案发原因及案情分析,特别是围绕谁是刺宋主谋这个问题,每位撰者都试图提出不同于他人的看法。然而,由于撰者无一例外将案情严重简单化,并且忽视新史料的发掘利用,而对既有核心史料又几乎不能准确解读,因此,这些专题论文仅仅在个别细节分析方面有可取之处,总体论述并不具有说服力。此外,日本学界也有几篇与宋案有关的论文,但只是涉及案情而已,基本谈不到研究,如片仓芳和「宋教仁暗杀事件について」(『史叢』第27號、1981年)、渡辺竜策「宋教仁暗殺事件の意味するもの;民初政争の一断面」(『中京大学论丛教養編』1962年第3號)、樋泉克夫「宋教仁研究ノト1」(『多摩芸術学園纪要』1980年第6巻)等。

    第三类关于宋案的文字近年有不少,文章如卢笛《是谁杀了宋教仁?》(网文)、顾土《政治暗杀的另一层解读:重读宋教仁被刺案》(《书屋》2009年第9期)、臧巨凯《袁世凯在刺宋案中的涉水深度》(《钟山风雨》2010年第1期)、陈自新《宋教仁被刺案百年祭》(《文史精华》2013年第3期)、纪彭《没有证据,只有利害:宋教仁案究竟谁是凶手》(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13年第6期)等;书籍则有思公《晚清尽头是民国》、金满楼《退潮的革命:宋教仁的1913》、张晓波《民国的开端:宋教仁评传》、张耀杰《谁谋杀了宋教仁: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》等。这类文字的作者总体而言缺乏专业训练,无论是对史实的把握还是对史料的鉴别使用,都存在很大问题,往往看似分析得头头是道,实则由于缺乏史料支撑,或不能准确解读史料,难以得出有价值的认识。但另一方面,正是由于这类作品的非学术性或通俗性,加之得益于网络传播,其受众远多于第一、第二两类文字。

    实际上,业余史学研究者并非完全不可能做出优秀成果,但前提是研究者应当充分占有史料,并以严谨态度为之。从另一角度看,宋案探究的业余作品之所以流行,说到底与专业学者对这一案件缺乏研究有关。因此,对宋案的研究,确已到了必须深刻反思与实实在在向前推进的时候。

    二 案情分析严重简单化

    宋案系由宋教仁被刺而引发,因此,对宋案谜团的破解,从一开始就被吸引到了谁是主谋这样一个问题上。雇用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应夔丞(即应桂馨)刚一被捕,便有人怀疑其背后有主使之人,谓:应桂馨与宋先生既无私仇,又非公敌,宋先生有何不利于应?应有何利于宋先生死?即质之应桂馨而亦不能强言为有也。则应桂馨之外,必更有一人焉,为应桂馨之主动可知。[2]又谓:

    应夔丞与宋渔父生平无握手交,无半面缘,何仇?何怨?应也,宋也,诚风马牛不相及也。胡为乎应乃掷重金、买死士,必得宋而甘心焉?由斯言之,买武士英者,应夔丞也,而买应夔丞者,伊何人乎?[3]

    随着应宅所获大量函电文件内容逐渐披露,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应夔丞的诡秘关系曝光于天下。但舆论并不认为洪述祖就是最后的主使人,而是进一步提出洪述祖背后可能还有主使之人,理由是:

    彼洪述祖,一卑鄙龌龊之小人,与大政治家宋先生固亦风马牛不相及,宋先生之死生,与彼实了无丝毫之关系,洪又胡为乎必死宋先生而后快也?然则,嗾武者为应,嗾应者为洪,而嗾洪者必更有人在也。[4]

    由于洪述祖为赵秉钧之秘书,搜获文件中又有赵、应之间往来函电及赵送应之密码电本一册,因此,舆论很快将矛头指向赵秉钧。而赵又被认为是袁世凯的心腹,于是,袁世凯亦被牵入案中。在国民党方面看来,案情是很清楚的,因此,其机关报《民立报》在1913年4月27日刊登44件证据时,于所加按语中明确指出:

    宋先生之死,袁、赵死之,非洪、应与武死之也。

    洪、应二犯仅一器械,武士英更器械之器械,而真正之〈人〉主动(人),乃袁世凯、赵秉钧也。[5]

    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方面对于宋案的正式研究结论。然而,赵秉钧却不认同这一结论,他于4月28日发表自辩勘电,称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,而非别有主动之人,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。[6]袁世凯同日也发出勘电,明确给赵秉钧以支持。[7]